他是一名孜孜不倦的学者，半生精力投入历史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和台湾问题研究等方面均有建树；他也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党员，以集体利益为先，身体力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就是新葡的京集团4321史全生教授。
2017年5月，在“学习老党员先进事迹，争做优秀党员”活动中，新葡的京集团43212016级中国史系硕士生支部有幸采访了史全生教授。采访的过程中，教授亲切的口吻，严谨的学术作风和奉献集体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每一位同学。
寒门学子 刻苦求学
史全生教授出生于江苏溧阳。虽然溧阳位于苏南，但是在过去，依旧是个贫穷、落后的地方。1947年开始，史全生教授先后在金庄村村小、后周中心小学读书，因为学习认真，他用四年时间修完了六年的小学学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被江苏省溧阳中学录取。初中毕业后，他同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苏省溧阳中学高中部。因为家中困难，他一度辍学两年。虽然在上学之余，还要帮助大人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但少年时代的史教授十分珍惜求学的机会，因此学习格外刻苦和努力。那时，史教授热爱文学，高中时期就在地方小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小说、诗歌之类的文学作品，因此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深
史全生教授与历史学结缘，源于郭沫若1958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替曹操翻案的文章。他看到郭沫若提出“重新评价曹操”，吃惊不已。他说：“我过去看过《三国演义》，《三国演义》里面曹操就是个奸臣、奸相，怎么那篇文章里还赞扬他对国家和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历史人物竟然还可以重新评价，可以有不同的评价！”出于这样的好奇和疑问，再加上自小对文学的热爱，1959年高中毕业时，史全生教授婉拒了江苏省溧阳中学党支部书记栾天泰保送他去对外贸易学院的提议，决定上综合性大学学习中文和历史。那时张宪文教授刚留校不久，负责本科招生工作，他看到史全生教授的志愿和比较厚实的文科功底，就将他招进了历史系。
起初，史教授对历史只是充满好奇和疑问，进入大学课堂后，第一个给他上课的是刘毓璜老先生，老先生过硬的史学素养深深吸引了史教授。“老先生对历史资料非常熟悉，上课时讲到历史事件，总能侃侃而谈，对一些文献资料竟然一字不差地背出来，令我感到十分钦佩和羡慕。”在老师的感染下，史教授很快进入了历史学习的角色。当时仍在“大跃进”，各地都在搞大生产、人民公社，但郭影秋校长呼吁大家“坐下来，钻进去”，在校长的号召下，南大仍然坚持办学，坚持讲课、搞科研。受到校长的鼓舞，史全生教授学习也十分刻苦，他常常到刘毓璜先生家里，听老先生讲解研究历史的方法，也常常写一些小论文，给老先生评价。刻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为史全生教授日后的历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学者本色 严谨治学
由于成绩优秀，1964年史全生教授毕业后留在了学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期间虽经历了四清、文革，但史全生教授一直坚持学术研究，展现了一代学者严谨治学的本色。
史教授刚毕业时，被分配到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不久后因为四清运动随匡亚明校长去了海安。回来后不久文革爆发，当时史全生教授正值青壮年，一个学者最宝贵的研究时间就这样湮没在十年浩劫中。文革结束回到学校，茅家琦先生深感中国近代史师资力量薄弱，就将史全生教授招到了中国近代史方向。由于老家溧阳曾遭到太平天国运动的严重破坏，太平天国占领的其他许多地区同样如此，有的甚至更严重，因而史全生老师对太平天国另有看法，没有加入到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行列。谈及此，史教授说：“历代的农民运动，诸如宋江、李自成之辈，总是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都是没有大知识分子的领导。没有大知识分子领导，缺乏政治远见，提不出好的方针政策。刘邦能成功，背后有萧何、张良的助力，朱元璋能建立明朝，也是因为有刘基的出谋划策。洪秀全自己是小知识分子，太平天国文书上的错别字连天，眼光狭隘，看不到历史潮流，制定不出好的政策，失败是在所难免的。”谈及知识分子，史全生教授认为其有理性，有分寸，再加上他对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较感兴趣，于是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并先后写成了《论戊戌维新运动中的帝党》、《论严复的进化论历史观》、《辛亥前江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早期资产阶级运动》等文。
20世纪80年代，民国史研究解禁，在张宪文先生的带领下，史全生教授也转向了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在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等方面均颇有建树。后来，史全生教授又将目光转向了台湾史，著成《台湾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他说：“四九年国民党去台后，经济发展比大陆好，这一点，做历史的要实事求是地看。比如国民党在台湾的土地改革，用赎买的方法，既照顾了地主的利益，又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而且将地主对土地的投资转到了工业上，这就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大陆确实做得不如台湾。”一代学者严谨求实的治学理念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令人钦佩。
在谈及学术生涯的几次研究转向时，史全生教授说：“我这个人兴趣爱好广泛，古文功底也可以，对什么问题都感兴趣，有了兴趣就能马上钻进去。”回顾过去的研究，史全生老师认为：“研究历史，理论基础要加强。没有核心理论贯穿始终，写出的文章都是琐碎的。”因此，史教授指出，年轻的学生、学者应该加强史学理论的学习和提高。
忠于信仰 甘于奉献
谈及入党，史全生教授哑然一笑，说自己出生在农村，年龄小，幼稚，对政治不了解，认为读书就是学习，因此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在政治上不求上进，认为只要不犯错误，遵守国家、社会和学校的规章制度就行，不能主动向组织靠拢，入团入党都比较迟。直到1984年，我们系党总支书记孟克老师落实中央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在年轻教师里面发展党员。“因为我表现尚可，作为骨干教师，业务上还算拔尖，孟老师就把我列为发展对象，指定教师支部的郑化霑和路哲老师做我的联系人，对我不断启发，不断提高我的思想觉悟，这才入了党。可惜郑化霑老师和路哲老师现在都不在了。我一直都在怀念他们，不忘当年他们对我的启发教育。”
虽然入团、入党都不是“主动积极向组织靠拢”，而是“组织来找的”，但是入党后，史全生教授的政治目标很明确，坚持拥护共产党的领导。针对部分党员对党忠诚度减弱，甚至提出退党的想法，史教授认为，既然入了党，对着党旗宣过誓，就应该信守誓言。因为，中国不可能没有共产党。中国长期受儒家“大一统”文化的影响，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过去，康有为、梁启超推行维新变法、改良主义，走西方的道路，结果都失败了。中国人口基础这么大，只能走民主集中制道路。“我们要民主，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好再集中，在民主集中的基础上，集中全国的力量办大事，这样什么事都能办成功。”史全生教授认为，评价共产党，应该用历史的、辩证的方法，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过去积贫积弱，是党集中全国的力量，发展经济，才有今天的崛起。这些功绩不能否认。另一方面，党也有缺点，一些干部贪污、腐败，但客观来看，这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的现象。搞经济建设，接触很多钱，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就被金钱打倒了。好在现在党中央大力推行反腐倡廉，说明党也在推行开放和民主。史全生教授提出，国家的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党应该团结好知识分子，完善制度建设，加强党内民主化建设，这样社会主义道路才会走得更远、更好。
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史全生教授一直以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服从组织、集体的安排，以集体的利益为先，坚持为人民服务。党的工作、安排，他都积极地执行。即使已年近八十，系党委请他做退休协会的工作，做组织员，党的发展工作，他都欣然答应。“作为共产党员，总要把自己看成党员，不要把自己看成群众，把自己看成群众，那就丧失了入党的初衷。我们既然在社会上生存，集体的、社会的事情，能做的都应该去做。我现在身体还可以为大家做点服务，为什么不做呢？无非是几个钟头的事情，今天书看不成，明天看也一样。”
除了为系里的事情帮忙外，史全生教授也心系家乡的发展。退休以后，他利用空闲的时间，为家乡溧阳、史氏家族整理历史文献资料。现已出版了《史贻直评传》、《溧阳夏庄人文志》、《史久光军事文选》等。史教授说，溧阳史家过去出过很多做官的文人，这些历史一直没有整理。“溧阳史家虽然出了许多专家教授，还有院士、大学校长，但他们都是学理工科的，只有我是学历史的，自然由我来整理，也是为家乡做一点贡献。”
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工作生活，史全生教授身体力行，向我们诠释了一位学者，一名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品格。学术上，他刻苦钻研，择一事终一生，严谨的治学风格和匠人精神令人钦佩；生活中，他甘于奉献，以集体为先，深刻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原则。我们青年学子和党员，更应该向他学习，锐意进取，扎实学习，坚持信仰，乐于奉献。
组织：新葡的京集团43212016级硕士支部
采访：翟聪睿 阳畹町 李雨桐 张敏
文：张敏